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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往往都刻意强调日本不同于以往的自主性。这种对日本主体性的再造，往往以“他者”尤其是中国为“镜像”得以实现。但是，表面排他性、对纯粹主体性的追求，实际上恰恰不能脱离“他者”存在，是为“去中国的中国化”。
此种矛盾纠结发展至19~20世纪的“亚细亚主义”论述，则转化为“去西方的西方化”。
18~19世纪，欧美殖民者为了凸显自身的优越性塑造了一个想象的“东方”，而20世纪的日本为了精神独立又塑造了一个与“东方”对立的“西方”。在向作为反面的“西方/近代”宣战的同时，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也否定了。正如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国学完成“去中国的中国化”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经历着“去西方的西方化”。
1、对于天皇的处理
战败之后，面对美国主导的盟军进驻，日本国家主体性严重动摇，以驻日盟军司令为首的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构造及文化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来自美国的思想资源在形塑及构建战后日本国家认同过程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面对日本“内在化美国”的实际状态，战后日本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及普通国民在“亲美主义”及“反美主义”之间摇摆挣扎，为增强日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去美国的美国化”议题宛如“魔咒”束缚着日本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导致日本国民在“亲美”与“反美”之间徘徊。
在战后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日本始终将来自美国的思想观念视为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外来资源，由此具体表现出来的“亲美”与“反美”思潮的持续斗争，在复杂而胶着的矛盾状态下不断与“美国”进行着“自我”的确证与互动。
美国学者评价指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没人知道日本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处在崩溃边缘的国家。它被彻底摧毁，名誉扫地，由于其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一系列暴行，可以说它一个朋友也没有。日本的前景非常暗淡。其出路似乎只有回到法西斯暴政或是发生共产主义革命。”
1945年，由于遭到原子弹爆炸，加上天皇的“圣断”，普通民众吞下了全面战败的苦果，军国主义精神一夜间蒸发。
罗维尔和施莱辛格观察道：
“在士气崩塌后，压倒一切的需要就是新的信仰，新的迷信，精神的复活。麦克阿瑟强有力的角色满足了这一需要”。这“既不是软和平，也不是硬和平”。
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前，麦克阿瑟就指派费勒斯将军评估天皇的状况，他收到的报告包括如下内容：
“和平条款里必须毫不手软。但逼迫天皇退位，或者绞死天皇都会引起所有日本人强烈的暴力反抗。绞死天皇对于他们就如同绞死耶稣对于我们一样。所有人都会战斗到底，如飞蛾扑火。军国主义集团的势力会得到显著加强。战争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一支只听令于天皇的日本军队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但天皇对其人民的影响力和神道教的精神力，如果运用得当可化解威胁。天皇可以转化为好的力量，确保日本完全降服，其军事集团完全瓦解…天皇必须被自由派的民主领袖所包围。军事力量必须被限制为国内警察用途，并对平民权利负责。”
可见，美国在战争结束之前即已对天皇将会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富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研判和预估，旨在将天皇塑造为战后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代表者和引领者。
与三边协调委员会的意向不同，对于为推行占领政策继续维持天皇制的麦克阿瑟而言，为避免与坚持废止天皇制的三边协调委员会严重对立，有必要探讨回避日本再军事化的明晰化策略。
与此同时，苏联、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菲律宾等强烈要求将天皇作为战犯予以起诉，迫使麦克阿瑟在这些国家参加的1946年2月远东委员会正式开展活动之前，尽早制定修改宪法和维持天皇制的方针。
为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向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报告，从过去10年时间由日本政府进行的改治决策中，并未发现天皇参与其间并能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确凿证据，从而决定不将天皇作为战犯予以起诉。
麦克阿瑟在阐述不起诉天皇的意义时指出：
“起诉天皇的话，无疑会在日本社会引发剧烈的动荡，由此造成的影响难以预判。至为重要的是，占领军亟待大量增加，至少也需要100万的军队，对于如此巨大规模的军队必须无限期驻扎的事态也必须充分估计到。”
他从富有效率且保证顺利占领的角度要求，做出不起诉天皇的决断。但是，将天皇排除在战犯之外，势必会遭到苏联及中国等盟国的激烈反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乃当务之急。
吉田茂在占领当局内遇到了意气相投的保守派盟友，但麦克阿瑟手下的“新政派”除外，他们和他可不是同路人。吉田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人的内部矛盾，将司令官的部下分为“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麦克阿瑟本人对这一区分不置可否，这很像是他的为人。麦克阿瑟对于盟军早期的一些做法，如解散财阀、撤除“特高课”、赋予妇女选举权、释放共产党人等政治犯、建立独立工会，以及颁布一部全新的自由宪法，均鼎力支持。
日本左派和自由派对上述改革欢欣鼓舞，吉田等保守派虽然高兴不起来，却也无力阻止。可是，在处置天皇一事上，日美两国却达成了高度一致。关于天皇在未来该扮演何种角色，麦克阿瑟的看法和吉田并不完全一致，与那些立场更右倾的日本人相比差之千里，但麦克阿瑟同样是积极的保皇派。
麦克阿瑟的态度十分明确，只要天皇继续是延续性的象征，那他就可以保留目前的地位。麦克阿瑟将会把裕仁和其他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对待，让他保有君主的地位，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旨在让天皇带领日本人进行精神层面的转化。麦克阿瑟决定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并正式通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后者刚刚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2、对天皇的“改造”
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总”选择维持天皇制，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天皇在日本国民中保持特着强有力的权威，废止天皇制将会导致日本国民的反抗，担心会给“盟总”的统治带来困难；二是与之相反，让天皇支持“盟总”改革则会顺利地推进和实施占领统治。
然而，若保留天皇的话，为防止天皇成为军国主义复活的支柱，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也就是说，将天皇与政治权力剥离开来，仅仅让其承担礼仪性职责。
如此一来，《日本国宪法》中作为“象征”的天皇条款随之诞生。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里写道：
“天皇在此之后经常拜会我，我们的话题包括了世界上各种事件。我一直很小心地阐释占领政策的考量背景。结果我发现他是所有和我交谈过的日本人里，最能领会民主概念的那位。在日本精神重生的过程中，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他忠实的合作和影响力给成功的占领做出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建议给12岁的皇太子明仁请一位美国教师，辅助他引领日本走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昭和天皇完全同意，要求教师最好是一位“底蕴丰富而又成熟的美国女性”。麦克阿瑟对这一要求非常认可，他本人一直是妇女权利的大力推动者。在麦克阿瑟看来，很多日本男性是军国主义分子，而日本女性却不是，这位皇子若有一位女老师，肯定比有一位男老师更好。
美国教育委员会于1946年抵达日本，主要职责是帮助日本整备及改进教育体系。麦克阿瑟趁机让该委员会主席乔治·斯托达德帮忙给皇太子物色教师，斯托达德选择了伊丽莎白·格雷·瓦伊宁，她是贵格会教徒，出版过几本儿童读物。接到邀请后，瓦伊宁立刻来到日本，并在日本滞留四年。
麦克阿瑟对战后日本进行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造并未留下正式的书面证明，最能体现其意图的是在到达日本不久后接见一名美国访客时的谈话：“我们尝试播种下一种思想——自由的思想，一种深入宗教的自由。如果你播种下思想，一支大军也无法阻止它。秘密组织也无法阻止它。我们想让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进入这几百万人的生活”。
1937年的一份日本政府报告如此描述天皇的地位：
“天皇是神的化身，他按照帝国先祖的意愿来统治我们的国家。当我们尊称他为神的化身或者是肉身神时，帝国的先祖也将他们自己附身于天皇，这个他们骄傲的子孙。天皇本身也是帝国先祖的化身，他永远是这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源泉，他也是不朽的圣人。”
然而，战败之后，天皇神格化的角色业已与战后的民主主义潮流格格不入。天皇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实质上的角色都应弱化。实行宪政民主的日本是无法接受民众继续把天皇当作神一般来尊敬，并且认为他是神圣不可或缺的。
天皇有时在反思自己的角色，激进的军国主义分子常常用祖先的神灵庇佑来逼迫他就范。天皇甚至还对副官说过：“我不是神，我只是个和其他人有着同样器官的人类而已。”
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总”推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其中麦克阿瑟最为认可和首肯的重要段落为：
“联系我们和民众的纽带永远是相互信任和相互关爱。其不依靠传说和神话。其并不依靠天皇是神，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优越，注定要统治世界等错误理念。”
麦克阿瑟最信赖的幕僚科特尼·惠特尼也提醒他的25名部下，在1946年2月12日以后可能遭遇的情况：
“那天外相和其他日本官员会非正式地讨论新宪法。我们相信日本政府炮制的版本会非常右倾。但是，如果他们希望保护天皇并且留住政治权利，他们别无选择，必须选择激进的改革宪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成果。我希望我们可以说服他们。但如果这无法成功，麦克阿瑟将军已经授权使用武力威胁或者实际武力。”
为了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图，1946年5月2日，麦克阿瑟在新宪法生效前一天给刚当选首相的吉田茂发去一封信，期望给日本人带来惊喜：
“为了纪念这一民主自由的重大事件，我认为以下行为将非常合适，即日本国旗可交还给日本民众，不受限制的悬挂在国会、最高法院、首相官邸，宪政政府的三大分支机构，以及天皇皇宫范围内，后者将担任宪法赋予的国家象征、民族团结的角色。让飘扬的旗帜来彰显日本进人新的时代，其建立在个人自由，个体尊重、宽容及公正的基础上。”
3、“畏威而不怀德”的民族本性
战败带来的屈辱感，滋生了精神层面乃至道德层面的依赖性，诸如“精神的胜者”、“道德的重生”以及“模仿胜者”等情感。与战败逆向袭来的是压倒性的日本国民的解放感、文化新生的感觉、对麦克阿瑟元帅的极端尊崇和神化、“背叛的感觉”，不一而足，这也并非战后日本独有的现象，而是战败国常见的，可以归纳为一定类型的“通病”。
譬如，对麦克阿瑟印象的幻灭即是如此。
1951年，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职，回国后参加总统选举，在本国的听证会上被问及有关统治日本的情况，麦克阿瑟温和地回答道：“日本民主主义的成熟度大体上相当于12岁的少年。”
这一发言不久传到日本，所谓“日本人是孩子”的贬低日本人的发言在大众中广为传播，以此为契机，几乎一夜之间，日本人对他的“尊崇之念”旋即转变为“幻灭”和“背叛”的“愤怒之感”。
准备建设麦克阿瑟纪念馆的计划也瞬间流产。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认为，若想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合法性，一个办法是寻找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并团结在其周围。
这个人物既可以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君王，也可以是一位抵抗外敌的义士，甚至是某位俨然一副救世主派头的外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许有些做作，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妄自尊大，但他在日本和菲律宾却将这一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他保留天皇以体现延续性的做法，背后折射出的意图是彰显自己身为临时将军的功绩。
历史学家川井一夫在总结麦克阿瑟在日本转型中的领袖作用时指出：
“他在日本的影响力部分来源于他专注的使命感。自大狂夹杂着神秘主义，他把自己当作日本民族改革和救赎的天作之选，也许有时候显得滑稽，有时侯显得令人厌烦。但是他理想主义的真诚和热切是毫无疑义的…他把占领从一场军事行动提升为一场道德十字军运动。”
战后初期，日本面临国家战略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从军事大国向民主国家转变，既符合美国主导的战略方针，也与日本国民谋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心理不谋而合。同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来看，德国被要求支付巨额赔偿，战胜国又对其实施经济封锁，导致德国对战胜国产生强烈反感，并最终滑向发动报复战争的深渊。
有鉴于此，把日本逼到走投无路乃是最应竭力避免的愚策，因为战后日本问题若处理不当，不仅在东亚地区会成为燃起新型战争的火种，而且也会给美国带来危害。
就这一层意义而言，日本脱离军事国家的体制，作为民主主义国家不断走向成熟，在经济上自立，复归国际社会，可以减轻美国的经济负担，进而在亚洲地区积极发展自由经济。
从美国的世界战略来看，针对冷战的胶着状态，日本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在太平洋上充当防卫堡垒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日本方面如果对美国提出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占领方针充分理解的话，为尽早结束占领，修改宪法以及由此确立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乃是不可或缺之举。
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未被盟国分而治之，苏联人本想将北方四岛、北海道占为己有，但在美国人表示反对之后也没大动干戈。占领日本是美国策划的一项重要战略，而作为“盟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则拥有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尽管他统领着一个民选的日本政府，但真正治理国家的还是日本人。至于美国为什么更热衷于再教育日本人而不是德国人，或许是德国的经验已为日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基础。
在德国，由于盟友的阻挠，或者由于德国人的顽固不化或地区差异，再教育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在日本，一切都由美国主导，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麦克阿瑟把日本人看成幼稚的野蛮人，头脑简单，可以改造。他们既不是基督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从日本人的思维状态来看，还真像是一切从头开始。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日美双方大打宣传战时无所不用其极，日本人居然肯心甘情愿地拜美国人为师，着实让人讶异。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抗命，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日本人毕恭毕敬地为他送行，这样的场面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德国。日本人还通过立法授予麦克阿瑟“日本荣誉公民”的称号。
一位有着强烈共产主义倾向的日本律师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内中写道：
“为了日本人民的未来，（占领当局的领导们）带来了自由、平等和仁爱的和平曙光。在他们的大力协助和认真指挥下，日本人建设了一个民主国家…为了展示对这一丰功伟绩的感激之情，我们将举行一场群众集会，欢迎占领军。”
这封信写于1945年11月，距离广岛和长崎被炸仅三个月。
“解读日本人行为的一种方法是将其看成典型的东方式溜须拍马，既不真诚，也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很契合长久以来奉迎强大统治者的传统。也许这层因素在起作用，但其远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我相信，这种感激之情大体上是真诚的。”
虽然许多日本人对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当局主导和推动的政治改革心存感激，但是他们对美式教育内心还是五味杂陈。
《朝日新闻》曾刊登的一封初中生的来信，比较能反映日本年轻人对他们父辈立场180度大转弯的共同看法：就在一天前，他们还被老师教导要崇拜天皇，支持亚洲的“圣战”，可是才过了一天，老师却教他们谴责日本封建主义，支持“德谟克拉西”。
麦克阿瑟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采纳了美国知日派日本问题专家的意见，决定保留天皇制，并使天皇在战后建设和平国家与民主国家中发挥精神领袖的凝聚效能。这一战略设计既保证了日本政治体制的平稳运行，也通过设置和平宪法第九条回应了主张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将象征天皇制与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有效地“嫁接”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战后日本国家战略发展方向。
美国在构筑日本国家认同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是民主国家也好，和平国家也好，都打上了深刻的美式民主的烙印，而且宪法第九条被日本国民奉为圭臬。然而，对于美国而言，给日本戴上理想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光环，完全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谋算，最初“盟总”民政局的“新政派”主导制定的体现和平色彩的和平宪法，更多的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担心日本今后重新成为美国的威胁。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日本作为亚洲前沿基地的战略位置空前凸显，美国遂懊悔当初制定的严苛的和平宪法，无异于束缚盟友日本的手脚，于是又主动推动日本建立警察预备队，也就是自卫队的前身，一步步引导日本从实践层面冲击和平宪法的根基。
然而，对于日本政治家而言，由美国赋予的和平宪法成为日本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和盾牌。以吉田茂为首的政治家认为，日本国家战略的重心在于发展经济，不愿过多地在军事预算上追加投入，旋即拿出和平宪法作为“挡箭牌”予以应对，旨在以“搭便车”的方式卵翼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从而成为经济大国。
在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和国家走向强大之后，吉田茂的继承者则重新拾起日本的“大国梦”，日本开始走上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并举的强国之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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